2008年6月28日 贵州瓮安爆发了震惊全国的“628”事

未知 作者:恒达登录 日期:2020-01-22 20:41

 

  2008年6月28日, 贵州瓮安爆发了震惊全国的“628”事件,这一天,有成千上万名群众走上街头,由于对

  2008年6月28日, 贵州瓮安爆发了震惊全国的“628”事件,这一天,有成千上万名群众走上街头,由于对

  一位16岁少女溺水死亡处置不当不满,愤怒的人群先后冲击了县公安局、县政府和县委,并点火焚烧了3座办公大楼。事件发生后,“瓮安执政”成了全国领导干部的一道考题,“瓮安之问”引发...

  一位16岁少女溺水死亡处置不当不满,愤怒的人群先后冲击了县公安局、县政府和县委,并点火焚烧了3座办公大楼。

  事件发生后,“瓮安执政”成了全国领导干部的一道考题,“瓮安之问”引发了社会的深沉思考。显然,“628”事件是当地社会矛盾长期积累,民间怨愤淤积太久的结果,是典型的泄愤式群体事件。

  假如你是一名为政一方的地方官,面对民怨和矛盾,你将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解决?试运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相关理论来做出分析。展开我来答

  

  在不少地方,本应主动公开的信息,却走样成“公开的群众不关心,群众关心的不公开”;对公民个人申请的信息公开,掌权者多以各种理由推诿搪塞,落下“政府半推半就,群众半信半疑”的结果。

  信息公开的走样,加之诉求渠道的不畅,使得一些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信任危机日益加重。造成的直接后果是:信息失灵,矛盾积聚,一旦处理不当,小纠纷即会酿成大事件。“瓮安事件”“石首事件”“邓玉娇案”等几乎都是如此。

  这些历经波折才被平息的“标本式的群体性事件”,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损失、当事者内心的巨大伤痛,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给公众留下了信任问题。在互联网时代,在信息日益公开化的今天,政府该如何提高自身公信力,又该如何确立维稳新思维呢?

  西部地区一位市委书记结合本市实际,谈到“瓮安事件”“石首事件”时不由感慨:“金融危机引发农民工高失业率,大学生就业难,贫富差距、贪污腐败等加剧了社会矛盾;医疗、教育等民生保障不健全、征地拆迁等方面不合理,时刻敲击着社会公正这根敏感的神经。”

  “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就会出事,一出事如果政府措施不果断,信息不透明,无法做到第一时间告知事件真相,就有可能迅速演变成群体性事件”。这位市委书记说:“加之,某些地方政府遮遮掩掩,甚至想通过强制性手段来控制舆论,抹平事件,结果越弄越糟。最终后果是,政府不管怎么说,总是得不到公众的信任。”

  今年5月10日发生的“邓玉娇案”,就曾一度让湖北巴东当地官方陷入窘境。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,巴东政府也曾试着用开放的态度面对媒体,但在5月21日之后,由于形势的变化,面对舆论压力的巴东政府一改之前对媒体的开放态度,无论各路记者如何围追堵截,了解信息的官员都三缄其口,而这种做法更加深了公众的对立与质疑。

  发生在今年6月的湖北“石首事件”,起因同样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。面对诸多疑问,由于警方的解释未能成功说服死者家属和公众。在之后长达约80个小时的时间里,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发布不到位,对于案情的解释语焉不详;另一方面是网友开始借助网络发布相关信息,试图去探寻线日傍晚,石首当地电视台才滚动播出“617事故处理小组”的辟谣消息,此时,距离事件发生已有5天。

  我国政府为了在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上,努力实现向规范有序、公开透明、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,2008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。

  按照这部专门法规的要求,涉及群众利益的政务信息能公开的都要公开,任何一级政府都不能再用沉默应对群众关切。一年多来尽管取得了巨大成效,但并不十分理想。因信息不透明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,暴露出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执法不严,隐瞒真实信息,阻碍群众知情权等严重问题。

  有关专家分析,造成一些地方“官民互信”的“裂痕”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:一是政绩观歪曲。对不少干部而言,出现问题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化解矛盾,确保人民群众利益,而是想着如何洗清自己责任,以免影响升迁,在危机事件发生时,对公众的疑问只会“打太极”,不敢直面应对。

  “瓮安事件”中,据现场的群众反映,在事发当天14时至18时这4个小时的关键时段中,无论是瓮安县委、县政府的主要负责人,还是黔南州委、州政府主要负责人,均没有出现在聚集群众面前,这种只考虑自己安全的行为,会推动危机事件进一步发展。

  二是制度缺陷。一方面,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信息披露不适应,当与百姓对信息披露不满足、不理解发生冲撞时,没有一个刚性制度约束。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邹荣对记者说:“一些政府部门以各种理由推诿搪塞,如‘保密需要’‘不属于政府信息’‘信息不存在’等。如此一来,容易导致群众对政府的诚意产生怀疑,形成‘政府半推半就,群众半信半疑’的局面。”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校副教授张辉说,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实施了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,但是对没有及时公开信息和公开程度不够缺少制度考量。因此,当突发事件发生后,一些政府完全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操纵舆论。另一方面,下情上达的机制还不通畅。目前对于权益受损的群众来说,进行利益表达不仅困难,而且常常被视为“刁民”,成为问题涉及的政府部门之间踢来踢去的“皮球”。正是由于民众的谈判能力弱小,还经常受到权力、资本拥有者等强势群体的不法侵害,因此,不公正感和被剥夺感极易让一些民众成为群体性事件参与者。

  三是网络成为铸造政府公信力的“双刃剑”。当前,由于诉求渠道不畅,常规的体现政府公信力的民意表达渠道出现阻塞,因此,民意表达就会被“挤压”到道德约束、行政约束、社会秩序约束相对薄弱的网络世界中,以网络舆论事件的形式释放出来。尤其是公权力大、公益性强、公众关注度高的“三公部门”和其中的公职人员,极易成为网络新闻炒作的焦点。

  瓮安、石首等群体性事件集中暴露出当前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方式、社会发展方式对群众利益的忽视与损害;暴露出一些基层执政者在执政理念、素质、手段上的错位与脱节;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已经成为“只对自己负责”的特殊利益群体。

  在对那些“问题干部”严厉查处的同时,还要想方设法弥合政府与百姓间的信任,真正取信于民。具体而言:一、要加快民主政治建设,树立政府信用。张辉说,发展基层民主,当前的重点在于落实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。树立政府信用,最重要的是强化政府公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,发挥社会道德对失信行为的预防和制约作用。

  二、要完善相关的监督制度和措施。其一,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,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;其二,树立法治的权威,真正做到依法治国。

  三、在新形势下,政府维稳要有新思维。面对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,政府首先要认识到这种现象的规律性和必然性;其次,政府要从自身找原因,分析问题出在哪里。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,不能动辄给老百姓特别是上访人员贴标签,把自己推到老百姓的对立面;要对产生冲突事件的社会心理原因多加考虑,比如湖北的“石首事件”,如果当时政府干部懂得把握民众心理,正确疏导民众,就不会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扩大;要及时、迅速、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事件,防止不同类型的社会冲突事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。

  四、趋利避害,正确利用互联网资源。首先政府应建立网络舆情检测和预警机制,对广受关注的公共事务实施舆情收集、分析处理,将民意采集渠道制度化,搭建政府与公众沟通互动的平台;其次,政府一旦面临信任危机,一定要及时公开发布信息,积极争取主动,努力实现“舆论反转”。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?评论收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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